2014年，社工领域的政策出台和官方行动相对较多，引人关注。实践上，民间社工机构也不遑多让，在各自专业探索的同时，对突发灾难、社会事件的反应更加迅速，也更有章有法有效。

法律政策方面，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在2月颁布，5月实施，第一次将社会工作写入国家法规，对社会工作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。还有《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，要求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。民政部发布《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南》、《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指南》以及与财政部联合发布《民政部关于支持和规范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通知》，推动树立行业标准。2014年12月发布的《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》中，也强调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儿童权利保护中的参与和重要作用。

2014年3月18日，民政部首次组织开展国际社工日主题宣传活动，各地民政部门、行业组织积极响应，掀起了全国社工宣传活动新高潮。

社会工作人才方面，2014年报考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人数首次突破20万，社会工作的知晓度持续提高。民政部2014年3月11日启动首批全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选拔活动;进过严格选拔，确定了来自各地具有广泛代表性的42名领军人才，对引领社会工作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。针对市场被诟病的社工待遇低问题，多地出台社工薪酬标准，如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薪酬待遇指导意见(试行)》等。

实践方面，上海市医务社会工作成为医改亮点，医务社工重要性凸显，已形成制度化、专业化、团队化，覆盖17个区县，152家医院，是医务社工实践的典范。

社工在灾害发生及其后续重建阶段的参与越来越深入。2014年8月3日，云南鲁甸发生6.5级地震。9月5日，民政部首次派出5支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四川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的队伍，前往鲁甸进行灾后心理援助，自然灾害之后的社工干预走向规范化、专业化。

此外，在2014年3月的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以及岁末年初时的上海踩踏事件等发生时，当地社工反应非常迅速，一线社工与学界专家联合，与相关政府部门协调合作，为受到伤害的公民及其家属提供及时而有效的服务。

2014年最大的社工服务项目是民政部与李嘉诚基金会联合发起“大爱之行——全国贫困人群社工服务及能力建设项目”，这是政府与社会在社会工作领域的第一个全国性合作项目，“大爱之行”项目拉动了110个专业服务机构参与，项目覆盖全国29个省市，受惠人数将逾百万。

报道回顾

1、 李嘉诚2000万助力贫困人群社工帮扶

2014年1月23日，民政部在北京召开“大爱之行——全国贫困人群社工服务及能力建设合作项目”新闻发布会。“大爱之行”项目是由李嘉诚基金会资助2000万元人民币，与民政部合作实施的全国性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，将以浙江、山东、安徽、重庆为重点，面向全国开展示范性专业社会工作服务、高层次社会工作服务专业人才培养、社会工作政策研究与倡导。每个重点示范项目拟资助20万元，其他小额创新项目每个拟资助10万元。

2、 3·18国际社工日专题

在2014年3月18日国际社工日来临之时，《公益时报》梳理当下社会工作在养老机构、医院、学校、企业、社区等不同区域服务困境人群的发展历程，力图呈现社会工作和专业社工的专业姿态，发出社工人的声音。以社工精神，服务发展中的中国社会!

3、社工“跳槽”观察

2014国际社工日前后，社会工作成为舆论热点，社工流失率成为热词。上海社会工作推进会上：上海社工年流失率至少两成;深圳市推进企业社会工作交流研讨会：2013年流失率19.8%;东莞市社会工作发展五周年系列活动暨2014年岭南社工宣传周：流失率一直在20%左右。

4、社区社工新“玩”法

北京市团市委2013年开始打造社区青年汇，第一年350家。口号是打造“一个靠谱的朋友圈，一个好玩的俱乐部”。青年汇依托基层的社区居委会、服务站、楼宇服务中心等建设，初衷是希望建成一个能够凝聚社区内青年，为其提供城市融入、交友联谊、文体娱乐、教育培训、法律心理服务等一系列活动、交流、服务的平台组织。每个区还建立了几家重点旗舰店做示范。

5、企业社工的东莞之路

2013年，企业社工试点在全国展开，东莞是全国入选民政部首批企业社会工作试点地区的唯一地级市，东莞市共有9个社工服务机构成为首批试点单位。而早在2011年，东莞市已经出台购买企业社工的相关文件，并开展试点。

东莞市镇两级财政已向社会组织购买工会和企业社工32名，还购买了超过20个新莞人社工岗位，为在莞异地务工人员家庭及子女提供专业服务。多样化的服务使企业员工的业余生活得以丰富，情绪压力得以舒缓，极大地满足了企业员工不同层次的需求。东莞的企业社工发展模式以及遇到的问题，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
6、禁毒，草根组织在做什么?

2011年，新《戒毒条例》颁布，明确规定国家鼓励、扶持社会组织参与戒毒服务。国家层面寄希望通过一种更为柔和的途径消化一些问题。新条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禁毒社区模式及禁毒社工的发展，但对于基层草根组织来说却尚未带来明显利好。注册难、无资金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依旧困扰着它们。同时，除了专业社工或“过来人”外，很少有人愿意涉足相关领域，全国关注吸毒人员的NGO不过十几家。